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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深港可攜手吸引海外人才回流

      來 源:南方都市報
      發布時間:2020-10-29

      編者按:40年砥礪奮進,深圳從邊陲小鎮成長為有全球影響力的大都市,香港見證并參與了這段歷程。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持續推進,香港在回歸祖國23周年之際,也迎來了有如“定海神針”的香港國安法落地實施,“一國兩制”的偉大實踐開啟歷史性新節點。香港,正迎來揚帆再出發的最佳契機。即日起,我們開設“香港揚帆再出發”專題報道,專訪香港各界人士,暢談港深及粵港合作的無限可能,并展望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當中的發展前景。

      港深兩城長期探索打通要素流動和規則銜接的壁壘,以實現優勢疊加。近來,又加快了步伐。

      “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沒有先例可以參考的,很多方面要靠創新。但反過來看,由于差異性的存在,如果能夠有一些創新能夠達到1+1>2的效果,對未來整個區域的發展可能有更強的推動作用。”10月27日,香港“一國兩制”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表示。

      方舟兼任多項公職,包括香港友好協進會提案委員會副主任、香港特區政府的內地經貿合作咨詢委員會貿易配套小組召集人等,他曾參與推動港深共建的落馬洲河套地區“港深創新及科技園”項目。

      自由港與“雙城經濟”

      南都:香港近日公布的失業率位于16年來的高位。在你看來,香港經濟近年所受的連番打擊反映出了產業結構的哪些特點?

      方舟:香港在過去的一年多里受到幾重不利因素的影響,第一個當然是“修例風波”,但社會現在已經基本穩定下來了。

      目前還有新冠肺炎疫情對香港經濟構成較大壓力。疫情暴發以來,香港與其他口岸之間接近封閉,零售、酒店、餐飲、旅游、航空等行業都受到較大影響。特區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出臺了三輪的防疫抗疫基金、保就業計劃,但失業率還是明顯上升,預計在未來的一個季度還有繼續上升的勢頭。

      香港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,本身是自由港,好處就是營商便利,各路資本各路人員都在這個地方聚集,而天然的缺陷是受外圍因素的打擊較大。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。包括國際金融危機的各種事件中,香港都是特別容易受影響和打擊的。

      南都:最近港府高層多次提及期望打造港深“雙城經濟”。在你看來,可以如何實現?

      方舟:香港和深圳作為大灣區規劃的兩個主要城市,在產業結構經濟特征上有很大的分別和互補性,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      粵港澳大灣區跟全球其他幾個也是灣區的核心經濟區有很大不同,它在一個城市群里有兩種制度、三個關稅區、三個法律體系、三種貨幣,這導致包括人、財、物和信息在內的各種要素,存在跨境流動的障礙和規則的不銜接。

     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是沒有先例可以參考的,很多方面要靠創新。不僅僅是技術上的創新,也要靠制度上的創新。但反過來看,由于差異性的存在,如果能夠有一些創新能夠達到1+1>2的效果,對未來整個區域的發展可能有更強的推動作用。

      科創領域:在邊界開辟試驗田

      南都:在科創領域,港深各有什么特點?

      方舟:香港和深圳在發展科技創新產業上,各自的優勢和弱點都很明顯。香港這一邊,有比較好的研究型的大學,容易吸引國際人才,同時作為自由港有一些特殊的營商環境的優勢,包括整體的低稅制,貨物進出口的自由和免稅,但一直沒有科技產業化的力量。

      至于深圳,過去20年中涌現出一批國際級的科技公司,而在貨物的進出口和稅制方面,以及國際化的環境、高校的基礎科研方面,與香港比有所不足。

      南都:目前有哪些“優勢互補”的探索?

      方舟:在深港的邊界的落馬洲河套地區,有一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。為什么建設這樣的區域?就是想在邊界上的一個特殊區域,實現兩邊優勢的疊加。

      在邊界上建立一個合作園區,一邊吸引國際的高端科研人才,一邊鼓勵包括內地和國際的科技企業設立研發中心。這里的研發中心,在有些體制比如稅收上參照香港,對人才就很有吸引力,同時又依托于深圳的產業基礎和內地巨大的市場潛力。

      這個區域也是一個實現人、財、物要素跨境便利化流動的試驗平臺。比如過去科研資金不能跨境流動,跟生物醫藥有關的樣品不能跨境流動,藥物和醫療器械也不能夠互通,因為兩邊藥物監管系統不同。深港雙方希望在一個特殊的合作園區里,逐漸實現打通。

      這個園區的建設其實討論了很多年,我本人也參與其中。最終2017年雙方簽訂協議共同建設。現在分成南、北兩個園區,河的南側是港方園區,占地一平方公里,河的北側是深方園區,大概三平方公里。

      除了這個合作區之外,國家也非常鼓勵深港之間在重大基礎科學設施方面的合作,鼓勵香港高校在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設立校區,深港攜手吸引人才,尤其是國際科技人才回流。特別是華裔的人才,現在在西方國家可能會受到一些壓力,吸引他們回流其實是深港下一步可以合作的方面。

      “醫療、教育、養老,港深都有合作空間”

      南都: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去年出臺后,推動了哪些變化?

      方舟:變化還是很明顯的。在此之前粵港澳合作談得很多,但基本是三地政府自己來談。《綱要》一個最大的意義是有了一個頂層規劃,還有頂層的協調機制,能夠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。在將近兩年的時間里,推出了很多具體的政策,惠及三地民眾。

      舉一個例子,過去很多香港企業家、專業人士也經常北上出差,但如果在內地停留超過183天,不管是因為游玩還是工作,都要按照內地的稅率來交稅。我聽他們說,他們每年每天都要讓秘書在日歷上勾一勾,算一算,累計超過180天秘書就會提醒他們注意行程。

      《綱要》出臺后,專門有一個政策,對高端境外人才可實行看齊港澳稅率的特殊安排,當然差額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財政補貼。這確實解除了他們到大灣區工作的一個困擾。

      南都:在民生方面呢?

      方舟:再舉一個很現實的例子,手機漫游費的問題,在《綱要》出臺以后,兩地推出很多跨境的月費計劃,使得手機漫游費都大大下降了。

      最近,深圳綜合改革試點40條首批授權事項清單里有一條,允許深圳指定的醫療機構使用在內地尚未注冊、但在港澳已注冊的藥物和醫療器械,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。大家都知道在內地走藥物審批的程序流程是比較長的,整個臨床試驗都要重新做,動輒七八年很正常。

      未來,包括醫療、教育、養老,港深都有一系列的合作空間。

      “通過深圳為香港年青一代創造更多機會”

      南都:你平時接觸到的香港青年群體都是怎么看待大灣區的規劃的?

      方舟: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幾乎所有香港人都知道。你說香港青年不知道大灣區、深圳有很多機會?他們知道。但問題是很多人會說,“我對那里不熟”,“普通話不好”,“又沒有朋友”。其實可以理解,對于缺乏社會和工作經驗的青年來說,要到一個相對不那么熟悉的環境發展,還是會覺得困難,心理上有障礙。

      香港現在面臨不少挑戰,發展空間,包括住房空間,都受到非常大的局限。在這樣的情況下,通過深圳為香港尤其年青一代創造更多的機會,其實也是國家交給深圳的一個重要任務。

      我覺得深港兩地在這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交流合作,讓港澳的青少年對深圳的發展和環境有更深的認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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